中新社上海11月26日电 题：为何说敦煌学已超出传统汉学范围？

　　——专访剑桥大学荣休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高亦睿

　　中新社记者 许婧

　　敦煌学的兴起，始于1909年中、法、日等国学者对敦煌文书的研究。此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至今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什么是敦煌学？为什么说敦煌学已经超出了传统汉学的范围？日前在上海参加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剑桥大学荣休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敦煌学、写本专家高亦睿(Imre Galambos)，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眼中的敦煌学是什么？

　　高亦睿：我研究的领域是敦煌学，这是一个以在敦煌这座绿洲城镇及其周边发现的写本和绘画为中心的研究领域。由于敦煌位于三个世界文明(即中国、印度和伊朗)的交汇处，所以当地的文化也表现出多元文化和多语种的特色。因此，在敦煌藏经洞内发现的数以万计的写本不仅包括汉文，还有多种其他语言，如古藏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等。

　　这些非汉语的写本对引导西方研究者关注敦煌，起到关键作用。除了文献学和语言学学者对其研究之外，这些新材料对佛教研究、伊朗语研究、中国文学和经济史等领域的发展贡献良多。这些领域的研究汇总在一起，可以称为敦煌学。因此，尽管敦煌位于中国，但它是一个国际性研究领域。

　　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欧亚大陆上的联系以及东西方之间接触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敦煌体现了跨文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性。今天如此，一千年前亦如此。

　　中新社记者：您为何提出敦煌学大大超出了传统汉学的范围？

　　高亦睿：1900年，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众多珍贵的典籍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地。敦煌文献最引人注目之处之一，是其中蕴含的多元文化，为记录丝绸之路上思想、技术、文本和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机会。这些写本和绘画成为一个窗口，让我们瞥见各自世界之间的古老联系。

　　事实上，敦煌学自诞生起，就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领域。尽管我们往往把这看作是敦煌写本和艺术品多流失海外的结果，但这绝非巧合。

　　迄今规模最为庞大的敦煌藏卷是斯坦因(Aurel Stein)收集的。他四次带队深入新疆和甘肃进行勘察。他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研究希腊化影响在中国的传播。他希望从埋藏于沙漠中的古城废墟和这些废墟中出土的写本、文物中找到蛛丝马迹。斯坦因认为，他的发掘结果证明了新疆的佛教文化与中亚的希腊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失落已久的联系，他不断地发表著述，推广这一观念，不断强调非汉语写本的重要性。

　　中国的敦煌学主要关注汉文写本。这些研究大部分可以被归为汉学。但大量敦煌写本是非汉文的或用多种语言写成的。从国际层面来看，不难发现敦煌学大大超出了传统汉学范围。

　　中新社记者：敦煌学国际合作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简称IDP)对敦煌学研究有何意义？

　　高亦睿：敦煌的材料多藏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在这些城市的学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更容易运用这些材料，国际合作自然成为敦煌学的重中之重。

　　过去二十年，敦煌学国际合作的最重要平台之一就是国际敦煌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敦煌写本和其它丝路写本的数字化、修复和研究，秘书处设立于大英图书馆。

　　数字化的作用和价值非常大。大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免费下载这些数字化文献，对做研究很有益处。虽然我每次都跟我的研究生说“你研究一些问题，必须得去图书馆，去亲自摸一下、看一下”，但其实通常大部分人少有这种机会，通过数字化，我们往前迈了一大步。

　　如今，为了实现“将分散的敦煌写本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重新集合在一起”这个目标，从圣彼得堡和北京开始，世界各地敦煌写本的主要收藏机构相继设立了数字化工作室。除了数字化这项核心工作，这个项目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走到一起，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随着研讨会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参与进来。通过各种合作，国际敦煌项目对敦煌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自己在研究敦煌学的时候有哪些新视角和新方法？

　　高亦睿：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汉文和西夏文写本的文字研究和古文书学。近年来，出版过两本书，一本分析研究汉文文献是怎么传播到西夏的，一本是通过写本来呈现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社会与文化。

　　黑水城出土重要文献，按照文献内容可划分为世俗文献与非世俗文献两大类，非世俗文献中佛教文献占绝大多数。我主要研究的是世俗文献，这些文献大量被翻译成西夏文，这种现象很有意思。

　　世界各地都有这种文献被大量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现象，比如翻译成中文的佛经，其内容及文化背景，都不是中国的，但是大家都在用，并且比较熟悉。在欧洲则有希腊书籍被翻译成英语、拉丁语等等。

　　在研究关于敦煌归义军时期文献时，我主要关注的是写本而非文本。以西方写本学的方法来研究，我最终关注的是这个社会，所以我的焦点从文献转到人，尤其是当地人。

　　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也有不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研究同样的材料，会做出不同的结果。中国学者往往从文献学角度去做研究。写本学在西方有它的历史，成为一门学科后形成了自身的一些规律和常识。中国、日本也有类似的学问，这时候互相交流是非常有用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未来敦煌学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高亦睿：我认为，在多语种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下研究写本，是敦煌学方兴未艾的趋势之一。通过这方面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古地方社会历史更准确的理解。我相信，通过视野转换，我们能够注意到以往学者未曾关注到的诸多课题和现象。这将使我们发现仅仅通过研究汉文的材料所无法发现的联系和形式。

　　之前这方面做得比较少，原因之一是相关材料没有被数字化，人们看不到这些文献。数字化对文书学的帮助很大。以前看不到写本照片，现在在网上能看到清晰度比较高的照片，而且不断地更新，这对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大有帮助。除了照片的数字化以外，如果有可靠的录文、释文可以检索，也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另外一个很好的方向，是同时研究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写本。汉文写本和藏文写本等不能分开，其他语言的材料也必须与汉文材料一起看，把它们结合起来去研究，应该会有新发现。

　　总之，敦煌写本和绘画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上各种社会的绝佳材料。敦煌学也是一个绝佳平台，可以拓展传统汉学的广度、深度，并增加其复杂性和精细化程度。我们在研究时不妨放开自己的眼界，避免被单一语言所限。(完)

　　受访者简介：

　　高亦睿(Imre Galambos)，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荣休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敦煌学、写本专家。

　　曾编译匈牙利-中文字典，2014年至今担任欧洲“中国写本研究”研究协会主席。曾担任大英博物馆“国际敦煌学研究”研究与海外项目主管，2014-2017年被ERC授予跨界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