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张召忠
文/兰草
张召忠简介
张召忠,1952年生于河北盐山,197O年入伍,1974年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现任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通晓阿拉伯语、英语。学过日语,曾到伊拉克、美国、瑞士、意大利、以色列等国工作和访问。当过战士,担任过外语翻译,后来便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后有8项成果获得国家部委和军队级科技进步奖,1993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兼任中国军事未来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海洋学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特邀研究员。学术成果丰硕,发表论文数百篇,专著十余部,计50O多万字。代表性专著有《海战法概论》、《海洋世纪的冲击》、《现代海战启示录》、《兵器知识库》、《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下一个目标是谁》、《战争离我们有多远──张召忠点评军事革命》,以及新着《话说国防──张召忠教授演讲实录》等。
记者前言:4月30日中午,记者从平安里打车直奔位于北京西郊的国防大学。我知道能在“五一”长假前。采访到张召忠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早就开始准备和阅读有关张召忠的一些背景材料和论文专著。
客观地说,军事爱好者熟悉张召忠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因为10年前他的一些论文和专著就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特别是他在中央电视台“军事天地”栏目中主讲的《三十六计古今谈》、《舰船知识》的节目,以及在电视台多次担任嘉宾进行重大事件的评论和分析,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普通百姓认识张召忠,还是在1998年2月的“沙漠惊雷”行动、12月的“沙漠之狐”行动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他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世界报道”、“军事报道”、“中国新闻”、“新闻调查”等栏中频频亮相,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分析、判断和预测赢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从而成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位军事评论家。
伴随着战争的硝烟,去年相继推出的《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战争离我们有多远》、《下一个目标是谁》。这三本书都成为畅销书,半年多的时间内就再版两三次,销售五六万册。军事图书如此受普通大众的欢迎和青睐,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许多媒体开始关注“张召忠现象”,有人称其为“军事明星大腕”。香港凤凰卫视台称之为“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环球时报》说他是“军事研究领域中的顶尖级学者”。当我阅读了他撰写的部分专著之后,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识英雄”。30万字的新作《话说国防》一书,出版不到一个月,销售量就达3万册。
我是从盐咸地里爬出来的苦孩子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那是一片低产或不产作物的盐咸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18岁之前,我一直在那一片热土上度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上小学的时候.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垒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大家睡通铺,一个人挨着一个人,浑身上下长满虱子、跳蚤和其他小生物。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乾粮。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乾,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长的霉丝。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没有青菜,没有鱼肉,更没有食油。
197O年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在部队还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无线电和机械专业,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一旦业务上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我特地剃了个大光头,强烈要求到炊事班当了半年的“火头军”�;刮沽税肽甑闹�,而且在山上开了不少小片荒,种了好几块菜地,收成很不错。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我都是用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单纯业务观点”�?赡苁怯捎谖摇坝趾煊肿ā�,领导上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最初是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翻译的料儿�!案锩绞渴强樽�,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O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分配给我的学习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因为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
北大学习生涯改变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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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在北京军区某部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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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语和她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像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发音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由于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而外语则是死背硬记。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我费多大劲,都发不准确。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还是军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粮票,待遇是不错的。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什么炒菜,天天是抓几个馒头喝两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北大是重灾区,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搞半工半读,而且还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前往灾区进行抗震救灾。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也很多。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同时,还喜欢听一些中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讲座,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说来也奇怪,这些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我总是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中,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据说像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工农兵学员应该是承前启后的一代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使我感到我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又恰恰是一种因循守旧、死背硬记和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颠簸着走了下来。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进入暮气沉沉的不惑之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同学、同事有的当了大款、老板、经理、外企雇员、专业翻译、政府高官,而我还在从事我喜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仍然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先生。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有多项成果获奖,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后转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已有十几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学会和院校中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和兼职教授等职务。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毕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怎样?
告诉你我成功的秘决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有后劲”。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种后劲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素质教育”。人才的培养,不能光注重分数,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坝兄菊吡⒊ぶ�,无志者长立志”。
我不懂医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但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的智力是可以塑的。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奋,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这个意思。我在想,人的大脑或许有多个分区,功能各异,音乐、绘画、歌舞等文艺是一类,外语、口才、演讲是一类,数学、物理、化学、电子是一类,文学、历史、政治算一类,如此纵横交错,相互刺激,所以这些信息在大脑中经过相互碰撞后激活并产生智慧的火花,灵感、观点、创造、发明等新的知识随之而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小受点苦,受些罪,多干点力气活。多接触些社会,多经受些挫折,并不是件坏事,如今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但我吃苦、用功、自勉等学习、生活、处事的习惯依然如前。去年我在写《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本书期间,便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人独处近20天,天天方便面、蒸南瓜、喝稀饭,整整过了20天的苦行僧生活。这些对别人讲可能没人相信,但我却自感苦中有乐。
我是个对家庭负责任的男人
一个人要想干事业,应该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否则,整天愁人烦人的事情那么多,你怎么能够静下心来干事情?我们家三口人,我爱人、我,还有一个儿子。我爱人当过兵,在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医科大学担任辅导员,25年来一直做学生工作。现在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我们相识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事,从认识到结婚只有半年时间,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为什么要突击结婚呢?因为我要出国,而且在国外一呆就是两年,所以我就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
那个时候年轻,对于组建一个家庭以及未来的生活考虑很不周全。结果,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我父亲才52岁就因突发脑溢血去世,而我对此则全然不知。再一个就是我那宝贝儿子降临人世。一年后当他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已经能够满地跑了,而此时,我们爷儿俩却形同陌路人,他当时肯定以为我是邻居家的叔叔。
或许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和内疚,使我从那时候起就奠定了高度的家庭责任感,我认为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爱人上班远,每天走的早,回来的晚,所以买菜、做饭、收拾家务和管孩子,差不多都被我承包了。
为了给儿子做好每一顿饭,我经常到处采购,骑车到很远但价格便宜点儿的副食品批发市场,或到附近的自由市场跟那些莱贩子们郑重其事地侃价。久而久之,买菜做饭成为我业余时间消遣的一大爱好,特别是家中来了客人,是显露才华的好时机,客人们往往都是在惊愕之余开始欣赏我创作的美味佳肴。就这样,锅碗瓢盆交响曲我整整演奏了近20年,直到儿子上大学住校以后,我才从厨房中被解放出来。
(摘自《华夏.记忆》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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