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主旋律作品其实早已在不断变革之中。要说《建国大业》有什么独特之处，关键在一些电影修辞上。作为一部主旋律的作品，其主动市场化的尝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如果不能潜移默化，就会影响宣传效果。因为简单直接的宣传，很多时候容易引起观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反弹。这是主旋律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研究员)

　　支玲琳：172位明星的豪华阵容，拷贝数创下纪录，票房有望超过《变形金刚2》……作为“一次主旋律的试验”，本周上映的国庆献礼片《建国大业》所引发的社会关注，超过以往任何一部主旋律作品。对于这样的主旋律作品您怎么看？

　　杜骏飞：“主旋律”原本是个音乐术语，代表一首曲目的核心旋律。在我们国家的宣传和文艺部门，这个词有其独特的意涵，即要用符合国家利益和宣传主调、具有特定形式和既定内容的文艺作品来占据舞台，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起社会教化作用。在此背景下，“主旋律”这个词在各方的倡议下屡屡使用，并且大放异彩。当人们要进行某种宣传时，就会去制作、宣讲主旋律，但至于是否真正能够达到观念认同，达到“入耳、入脑、入心”，一直是关键所在。

　　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主旋律的首要特征就是主流化。但处理得不好，就容易落入模式化、刻板化的窠臼。如果弘扬主旋律不影响百花齐放，那么主旋律显然会受到人们欢迎，毕竟国家利益至上。因此，主旋律与百花齐放、宣传方式与受众需求，这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处理好。不难发现，主旋律作品其实早已在不断变革之中。所以，今天《建国大业》虽然题材主流，但走的是明星化商业化路线，尝试与市场对接，对此我们丝毫不应感觉意外，毕竟变革总是大势所趋。

　　支玲琳：尽管主旋律作品也在尝试转型，但不能否认，在某些主旋律作品的身上，“领导叫好、专家叫好、市场不叫座”的尴尬依然存在。其中的问题究竟何在？

　　杜骏飞：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主旋律文艺作品的转变历程。最早的当代模板，可以一直回溯到当年的样板戏。而且在那个时代，这不仅是主旋律，还是唯一旋律。这和我们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主旋律也开始转变。先是聚焦历史题材，也就是从历史故事中对应现实，并且通过历史故事讲述意识形态。比如关于三大战役、长征这样的电影作品。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是主旋律作品开始聚焦平民人物。小人物与主流政治生活的融合，也使得这种宣讲更能贴近普通受众心理,容易产生共鸣。第三个转变，是开始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和艺术性，像《黄河绝恋》、《红樱桃》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期间，主旋律电影的进化和完善是实实在在的。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符合政治原则的框架下，尽可能发挥文艺的效能；二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挥市场的效能。而这两者，在未来仍将是主旋律作品的变革方向所在。

　　基于此，要说这次《建国大业》有什么独特之处，我想主要还是在一些电影修辞上。比如有大量的明星，有很好的故事，有温和的娱乐性，有精良的制作，另外，还有耐人寻味的人物感情和心理的描述。其主动市场化的尝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支玲琳：有专项资金、有专门奖项、有院线资源配置倾斜……这些年来，我们对主旋律作品的扶持力度不可谓不大。除了形式上的创新，主旋律作品怎样在内容上得到大众认可，是不是更需要我们思考？

　　杜骏飞：完全吻合国家意志的电影，西方也有不少。比如战争时期，受政府和军方授意，也会拍一些宣传片，起到宣传和激励的作用。传播学理论的一支，实际上也正发轫于此。在和平年代，则大多源自社会的自发创作，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的宣传，弘扬对族群的认同，例如美国电影《外星人袭击地球》、《珍珠港》、《爱国者》之类。我们也恰处在和平年代，改革开放的中期，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制作主旋律作品，关键是要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

　　一方面，改善我们的表述方法。很多人觉得，如果不直截了当地宣传政治方针路线，就可能削弱它的宣传性。这其实是对传播心理学的误读。如果教育不能潜移默化，就会影响宣传效果。简单直接的说教，只会引起观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反弹。这是主旋律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经验。

　　同时，主旋律的未来，不仅在于改进“包装”。形式变革固然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是里大于表。比如在历史题材故事中，一定要尊重史实。哪怕只是做到这一点，大片就已经够看的了。这些年，我们的电影作品中已经很少刻意回避某些历史了，这很重要。

　　还应当提倡的是，要尽量鼓励艺术家自由创作。这个自由是指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题材选取上要有一定的创作空间。比如在爱国主义的主题框架下具体如何出作品，这应该是艺术家的事。只要是立场正确、思想进步、获得广大民众承认的旋律，那就是主旋律。其实，优秀的主旋律作品所表述的，一定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社会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