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3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刘国栋与希丁克有着类似的故事。出国当教练，是一种软实力输出的自豪，意味着外国的体育发展蕴含了本国的经验。带领外国的队伍对垒自己国家时，体育竞技变成了国家荣誉的象征，那时自处是否是一道难题？若取得胜利，执教国当然会为之欣喜，而自己的国家会更尊敬教练的成功，还是给予民族大义的批判？如何看待体育中的这些问题，其实已无关体育，而是一套牵涉良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体现。

　　文章摘录如下：

　　六月开打的欧洲杯足球锦标赛，我不是个专业球迷或赌球者，已没有精神熬夜看凌晨两点多开始的现场比赛。但这次欧洲杯赛事之中的一些花絮，却有不少超越体育领域，与社会心理、爱国情结等都有所关联。

　　在前天凌晨半决赛惜败于西班牙的俄罗斯队，是在荷兰神奇教练希丁克的执教下，一路创造奇迹。几天前，这位荷兰人执教的队伍，竟然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祖国的球队挤出了局，这样的画面，还真耐人寻味。

　　这次的欧洲杯，若不从专业球迷的角度看，也是欧洲社会融合、国家认同变得复杂的综合体现。德国2比0击败波兰，靠的却是两个前“波兰人”，其中独中双元的是在波兰出生的前锋波多尔斯基。在葡萄牙队里，有巴西“归化”来的球员；意大利国家队里，有原籍阿根廷的球员。在德国长大的球员，如今也成为克罗地亚和土耳其国家队的主力。土耳其队中还有一名队员，一直在伦敦长大，跟贝克汉姆算是同乡。最典型的莫过于法国队，一直就是一支多种族、多国籍背景的球队。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多年前甚至还以法国队为例，认为新加坡有可能通过吸收优秀的足球队员，实现新加坡打入世界杯正赛的梦想。

　　然而已经归化入籍的球员，与只是临时执教、并不入籍的教练不同，面对的压力和舆论反应也不一样。

　　对荷兰人来说，看待希丁克的态度或许是百味杂陈。去年，希丁克带领俄罗斯队挤掉英格兰队，搭上欧洲杯决赛末班车之后，荷兰媒体盛赞他“似乎具有无所不能的本领”，是世界足坛“最好的教练之一”，但很快荷兰人自己就需要面对他带领的俄罗斯队。

　　希丁克对自己是否“叛国（traitor）的感觉”时，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们记者都在想什么，说我是‘叛徒’，好吧，那我就当个大叛徒吧，如果荷兰搞个年度评选什么的，我希望能够当选荷兰十大叛徒”。

　　Traitor这个词，在东方的语境中，无论翻译成叛徒、卖国贼，或是联想到内奸、里通外国，都直接牵动民族情绪、社会与国家认同的敏感定性，也会是一顶难以承受之重的帽子。在东方社会，谈起这样的话题，势必非常谨慎，担心被外界曲解或利用。希丁克的高调谈论、幽默以对，既是自嘲，淡化敏感程度，也是坦然，打破舆论的“别有用心”。

　　对希丁克“叛国”的胜利，荷兰主流舆论并没有口诛笔伐、上纲上线的声讨，而是化为对自身的警醒，以及新的荣誉来源。既然荷兰队进不了决赛，那就由荷兰人执教的队伍来完成吧。在荷俄大赛之后，荷兰新闻机构的读者调查显示，很多人认为希丁克应取代荷兰现教练范巴斯藤，而超过一半的荷兰球迷在荷兰失利之后，已经转而支持俄罗斯。

　　希丁克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东方社会，大概很难出现希丁克式的从容与坦然来谈论这样的话题，而人们也未必能够用同样的宽容和境界来平静地接受，尤其在激烈而重大的关头。职业上的专业追求与个体的所谓爱国，很多时候是无法摆脱狭隘、一分为二来看待的。东方社会对民族特征的鉴别与坚持展现出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却也折射了民族意识敏感和脆弱的一面。

　　6月19日，我在上海酒店的房间里无意中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名将之约》访问刘国栋的节目。他是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现任国家乒乓队总教练刘国梁的哥哥，目前是新加坡乒乓队的总教练。刘国栋两年前到新加坡之后，新加坡女乒先后获得2006年亚洲杯亚军、亚洲锦标赛和亚运会女团银牌，今年3月又获得世界女团第二，新加坡女乒已被视为仅次于中国的强队。

　　节目最后阶段，主持人问刘国栋，如果2008年奥运会中国队和新加坡队相遇，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刘国栋说他会嚼口香糖，因为中国队实力太强，基本没有赢的可能，他反而会放松了，“我是中国人，但新加坡给了我这种机会，当然肯定得对得起新加坡。但我对中国没有敌意，因为我们都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在场的观众也给予他热烈的掌声。经历过何智丽／小山智丽、唐娜“叛国”风波的中国乒乓球队员，对这些问题的感受，显然跟希丁克的环境与氛围大不相同。

　　刘国栋与希丁克有着类似的故事。出国当教练，是一种软实力输出的自豪，意味着外国的体育发展蕴含了本国的经验。带领外国的队伍对垒自己国家时，体育竞技变成了国家荣誉的象征，那时自处是否是一道难题？若取得胜利，执教国当然会为之欣喜，而自己的国家会更尊敬教练的成功，还是给予民族大义的批判？

　　如何看待体育中的这些问题，其实已无关体育，而是一套牵涉良多的社会价值体系的体现。(周兆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