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对见到一百万人和平地站上街头，以要求陈水扁下台来表达一种态度，一种价值。人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上站出来，不过是让自己尚未长大的孩子们知道：有些价值，不容牺牲。有些是非，不容模糊。

　　但我更希望见到，陈水扁为了“爱台湾”，为了社会的和谐以及他自己的历史名誉，在人们上街之前提出辞呈。

　　然而，如果所谓群众运动指的是威权时代那种慷慨激昂的、冲破体制的、“人民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来“包围总统府”或“瘫痪交通”，以“冲突和流血在所不惜”的方式来凸显所谓“人民力量”，对不起，我反对这样的“人民力量”。

　　在独裁体制下，用激烈的群众运动方式迫使一个领导人下台，是有绝对正当性的，但是在一个民主机制的设计里，原来就有一个设定：你选出来的领袖很可能是个狂人怪物或骗子，所以若要半途“删除”他，可以按“罢免”或“弹劾”键。如果这个动作失败，则要“重新激活”，在下一轮选举时，用选票将他“删除”，丢进“资源回收筒”。如果“罢免”或“弹劾”的按键有问题，那么你就去修理那个按键。

　　既然有这个“删除”和“重新激活”的内在机制和设定，“人民革命”式的群众运动在民主体制里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所以，关键在于，施明德所领导的“百元运动”，究竟是哪一种呢？

　　头脑清醒的施明德宣称“非暴力”，明显是希望进行民主定义下的公民实践。他以半生牢狱换来一世英名，现在又愿意冒着一世英名被小头锐面者抹黑玷污的风险，挺身反对从前的同志，不愧是一个公民抵抗的典范。如果是和平、合法的静坐示威，那一百万个捐款报名“反扁”和那决心上广场静坐的人们，也是公民社会的实践者。公民社会的实践者，我们只怕太少，不怕太多。

　　可是，对于这样的分际拿捏，人民是否秋毫分明？影响民意的意见领袖们，又是否戒慎恐惧？

　　耸动的电视媒体在大肆报导“倒扁”集会的人数如何节节上升时，持续不断地播放莫斯科广场坦克车与人群对峙的画面，看起来竟像在渲染一种“人民革命”的浪漫美感，似乎在暗示人们要有“正义”激情，要有“勇敢”冲动。而同时，吕秀莲竟然也以莫斯科广场为例，警告即将进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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