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学的诞生地，其实是在很大的旅程上，但香港是她文学产生的重要之土。她的生活与创作同香港的关联，恰如她和上海的关联一样，是耐人寻味并值得细研的。

　　一九三九年，由于欧战爆发，张爱玲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一九四二年初因香港沦陷返回上海，开始其卖文生涯，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以后她将另外三篇：《心经》，《封锁》，《琉璃瓦》，与前面四篇作品合称为“香港传奇”，并说是以上海人的观点来观看香港的。

　　对张爱玲来说，香港成就了“文学的张爱玲”，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和新鲜的人和事，给予她丰富的题材与灵感，拓宽了她对生活的体验空间，也加强了这个体验的深度，让她感受到最尖锐的冲突，最复杂的柔和。

　　当年张爱玲置身于这香港活剧场，物化生存场及多元文化交锋场中，各种矛盾张力所形成的裂口，使她获得了深刻的洞察机会。

　　在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情感的冷却后，张爱玲凝聚创作动力，对香港这段经历有了回馈，完成了“香港传奇”。这七篇小说实际上包括了她所创作的最优秀的，在后来倍受好评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中的大部份。

　　在“香港传奇”里，作者张爱玲扮演着“双重他者”的角色。

　　一，被看的“他者”伪东方。一九四三年，张爱玲以一篇关于一个年青的上海女子在香港沦落为妓女的故事，叩响了中国文坛大门，这部作品叫做《沉香屑，第一炉香》。

　　故事开头，薇龙正站在香港丰山区一座高级住宅的走廊上。座落于山腰里的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玻璃窗也是绿的，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

　　以上这番有东方有西方景象，让薇龙觉得处处都是不东不西的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被摆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最后张爱玲用嘲弄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一点东方色彩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面上。英国人从老远地方要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一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在另一部小说《倾城之恋》中，我们不能不佩服当年仅20多岁的张爱玲，写出了在西方人错觉中的眼中，东方一方面有懒惰、愚昧的习性，一方面又充满了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张爱玲早已察觉到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抱着赏玩与猎奇的态度。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沦落为妓女的不止葛薇龙，香港本身是一个急于去魅惑她的妓女，作者强调葛薇龙与香港的命运如此的相似。

　　二、华美悲哀的城。曾浸染于传统文化中的张爱玲，面对香港“看”与“被看”的双方，书写着自己对于香港殖民地处境导致的“东方变体”的悲哀与嘲讽。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这首《中国的日夜》是如此深情地抒发了张爱玲的中国情怀。

　　“香港传奇”中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少有的“混血”形象，毫不逊色于香港这个五彩缤纷世界的混血儿，在他的身体中，混有七种血液，而中国的成分却是微乎其微。

　　由此，张爱玲创作了《沉香屑，第二炉香》，勾画出香港殖民地上层社会西方男女的群像，笔饱蘸着讥讽的墨汁。

　　“第二炉香”独特的叙述方式也值得我们玩味：它有别于我们习见的域外题材作品，作者强调了中国女孩，中国文化。她说：我们的小说在性知识方面的明智，比殖民者的优越直爽。中西文化冲突上突破了中劣西优的惯常模式，西方人反而处在天真未齿的文化层面。

　　作者张爱玲对于殖民地的香港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出自遭受割地赔款的中国子民的基本情感，还因为受到三位师长如身着中国长袍的许山地等之影响，后来进而渗透到其作品中对殖民地的香港殖民社会的书写方式。

　　张爱玲对于香港如何被殖民者建构为一个“他者”，一个供西方人赏玩的东方符号；对于香港因为文化原质失真，而成为非中非西的畸形儿的历史命运；对于殖民社会病态的明讥暗讽，使其作品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政治评判性与意识形态色彩。结论中可看到张爱玲是个视野开阔，内涵深刻，作品不狭窄的时代性杰出女作家。

　　(来源：菲律宾世界日报 文：吴新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