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26日电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
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十一五”规划要求，统筹协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搞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和政绩考核间的配合，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
文章说，在中国现行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审议，大量的部门规章、宏观政策是由相关部门制定并贯彻执行的。不可否认，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和制定行政规章、宏观政策有合理性的一面，行政部门对于相关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问题的把握较为清楚，能够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提供很好的参考。但是，这种由行政部门负责起草法律法规、制定规章也有不可避免的潜在弊病，那就是国家政策部门化。
文章说，由于目前旧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存在，加上部门保护的出现，政府管理职能被分散于多个政府机构，容易出现责任混乱，从而导致多头管理或无人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现实中，有的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把政策制定权、分配资源、行政管理、行业监管权等集于一身，往往把精力主要集中于资源分配和行政审批上，而对行政事务管理所要求的成本控制、技术保障、安全标准、环境�；�、能源节约、消费者权益等内容过问甚少。这样的部门职权不清、职能不明，根本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民的期望，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
文章指出，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
弊端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国家政策部门化带来的必然是政府权力的部门化，这就造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综复杂，由于政出多门，不同的市场要素归不同的部门管理，使得市场的诸要素之间譬如人才、技术、劳力、资源、能源等等，由于部门政策的阻隔不能合理地按照市场规律流动，无形中增加市场成本和造成制度性、政策性障碍。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有制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搞活市场经济，但一些部门却依据掌握的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正如有人指出，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无法超越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
弊端二：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部门化立法或立法的部门化，往往导致部门立法的效力反而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或者通过部门规章将国家法律法规架空，使得国家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从根本上无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化一元化法律体系要求，破坏了法制的统一。由部门利益驱动的权力扩张和部门权力争执同时并存，将使原本膨胀的行政立法趋向混乱不堪的局面，造成法律与行政法规、法规与法规(不同部门参与制定的)、部门规章之间的冲突，破坏法律体系的等级有序、协调一致，损害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悖离法治精神。
弊端三：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强大阻力。有的部门通过立法将部门利益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装进法律法规中，更有甚者直接利用规章制定权限，制定保护部门利益的规范性文件来规避更高价位的法律法规。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是严格按照科学的行政管理要素，而是通过人为的“手工操作”、“幕后协商”来进行。历次行政机构改革一次次落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怪圈，根本上在于部门�；ぶ饕�，在于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化、部门行政职权的法定化、人员编制的精简没有根本实现。
有的部委通过部门立法来设定许可、扩大审批权限、增加收费项目等方式，并以此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向国家要求增扩人员编制、增加办公经费、提高工作待遇等等条件，造成国家权力异化和公共权力的流失，最终将出现行政权力的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利益主体集团化的恶性怪圈，形成一个攻守同盟的既得利益集团：台上有人唱戏，台下有人鼓掌，台后有人指挥操纵的场面，机构改革和精简人员就变得阻力重重，步履维艰。
弊端四：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民财富的同时，其市场的弊端或者“坏”的市场经济成分也愈加明显。一些改革的设计者、理论支持者、对改革翘首期待的广大民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中纪委总结的“权力三化”)。国有资产的流失、城市拆迁中的官商勾结、农村土地征用中的政府与市场错位等等问题的背后都可以看到这三种权力的异化现象。
文章说，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大部分的垄断利润并未收归国有而是转化为部门和企业利益，最终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熊文钊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