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企业家》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企业家》。)
照这个病急乱投医的样子和速度，要不了几年，咱中国就没有了“纯种”的银行了
自从中国在20多年前有了民营经济之后，那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没断过办银行的念头。银行不也是企业吗，为什么只能政府办，洋人办，就不能民营资本进入？就为这个“进入”，杀头的有，坐牢的有，落荒而逃的有。银行业成了一块专有“属地”，他人不能染指。但是，正像任何产业对资本都有天然的诱惑一样，民营资本仍以它不懈的努力和见缝就钻的本领，在一些非主流的银行中争得了一席之地。然而，情况发展的并不理想，至少没有向为民营银行创办而奔走呼号的加拿大籍徐教授提出强有力的佐证。查一下这十几年的历史，鲜有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成功之例。昨天的海南信用社是这样，今天财大气粗、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的德隆又是这样，如此劣迹斑斑的民营资本银行史无疑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再次投下了阴影。
民营不行，政府办银行怎么样了，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为什么叫“技术上破产”呢？这是因为，尽管银行已经“资不低债”，但是债权人不向你讨债，存款人不去挤提，你还可以办下去，最起码还可以撑一段时间。不是存款人和债权人对你有信心——别那么天真，是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太理解政府了，知道大家在一条船上，尽管艄公不行，但还离不开他——谁让你那帮民营资本的先驱们不争气呢。
洋人过两年就要来了，据说还带来了什么要共同遵守的“巴塞尔协议”，知道自己黔驴技穷，只能找洋人来搭帮，还起了个新词，叫做什么战略投资者。洋人们看着心里暗暗好笑，才几年，你们就从拒我于千里之外，到今天，不仅中小银行、连大银行都纷纷放下身段来找我合资。尽管你们耍着花枪、玩假招子、乔装打扮，注资了2700亿、剥离了1.4万亿、最近又注资了450亿美元，但我们洋人不领这情，非但价码不掉，还比几年前高了。因为昨天是买方，今天变成了卖方市场。照这个病急乱投医的样子和速度，要不了几年，咱中国就没有了纯种中国的银行了。
100年前，整整100年前，1904年(光绪30年元月28日)，清朝大臣奕(匡力)上奏成立户部银行，次年(1905年)正式成立，1908年2月改为大清银行，1912年经孙中山批准改为现在的中国银行。这个历经清末、北洋、民国和共和国的百年老店，多少次被外国资本窥测、欺压而未得手，多少次被官僚资本吃进来又吐出去，但不管怎样，仍旧是咱中国纯种的银行，可现在搞不下去了，要来洋东家了。1897年，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经过清末名人盛宣怀的努力，几经周折终于成立了。尽管那时国人还不知银行为何物，也只是请了一位来自汇丰银行的英国人美德伦(MITLAND)做第一任大掌柜的，现在叫什么CEO来主事。那时的通商银行不要说规章制度全部来自汇丰银行，就连帐册、薄据等都用英文记载。但是，就这样，也只是请洋人作掌柜的，也不敢请洋人做东家。另一家咱中国的百年老店，1908年1月经大清政府批准成立的交通银行，听说最近也与洋人搭上了，过不了几天洋人也要做东家了。照着现在的银行改革思路，要不了几年，举目望神州，就看不见几家中国的纯种银行了；再举目望世界，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是这个样子了。现在，像点样的银行都在想着跟哪家洋人银行搭帮，有点困难的银行忙着“打扮”、“包装”待价而沽，剩下的就是那些拿不起来，又“嫁”不出去的了。几年前，美国的花旗银行对德国的银行业老大德意志银行起了歹心，引起全国哗然，争争吵吵到现在不休。如果把德国的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都卖给美国人，那德国老百姓不把政府给休了才怪了。咱老百姓搭进了钱、举了债就为了卖银行吗？难道只有卖给洋人银行才得救吗？匪夷所思、匪夷所理。
纵观各国的银行体系，大体上是，本国民营资本的银行为主，外资和官办的银行为辅。当然也有三者相互交叉和搭帮的，但大体是这个样子。外资和官办为辅到一个什么程度也大有不同。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官办为主或全为官办的银行体系肯定是死路一条，全无官办也未尝不可，但家家银行都与洋人合伙也前所未见。问题是，中国的民营资本就那么不争气吗？钻到银行里就是要“圈钱”吗？我们不要这样责怪民营资本，其实，我们放大了的看，就实质看，政府不也是往那些关联企业(国有企业)“输血”吗，不也是指令银行给它的那么多“烂项目”贷款吗，不也是不及时补充资本金让银行“空转”吗，不也是拿了存款人的2700亿存款去虚假增资吗，不也是把它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重亲重臣往银行里安排吗，不也是把银行当成三孙子似的喝五吆六的使唤吗。把银行当成“工具”，稳定的工具、输血的工具、控制的工具，而不首先是一个产业和企业是我们搞不好银行的“死穴”。所以，民营资本在银行里玩的那点小手段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是小儿科，不值得一谈，不值得一惊。尽管民营和官办银行的历史都那么可指指点点，但是，官办银行已有几十年了，而民营资本才刚刚偷偷摸摸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民营资本可“教育好”，而官办是“不可教育好”。这不是狗眼看人低，是由于二者的“出身”、“成分”、“阶级立场”不一样，而导致二者的“本性”不同。民营资本是天生做企业、做产业的，做工具那是“偏门”；而官办是天生做工具的，让它做企业、做产业那也是“偏门”。民营资本与市场天生的“臭味相投”，在市场的压力下会不断的完善自我、优胜劣汰；而官办则与市场天生的不对路子，在市场上容易犯那个欺行霸市、靠上吃饭的毛病，办的亏了，也爱赖在市场上等人搭救。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这几年进入银行业的民营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善于走“偏门”的，是民营资本中那些不大“正派”的，而那些走正路、“正派”的民营资本别说进入银行业，就是连想也不敢想。因为，他们为这个“进入”跟那些监管大员“玩不起”，也没那个路子。反而那些不怀好心、野心勃勃，把“偏门”当“正门”的民营资本才能搞得掂“进入”这门坎。既然是“偏门”进入，也得用这“偏门”来经营，这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是一致的。奇怪的是，当前的舆论和主流意见反过来把这不公平、不光明进入产生的恶果，又当成了反对正派民营资本进入的理由，这道理都乱了，这是非都没了。一句话，不是民营资本要不要进入的问题，而是，民营资本应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主力，本国的民营资本银行应成为一国的银行业主流，官办的要逐步推出，外资不能全面进入咱中国的银行。这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稿件来源：《中国企业家》，作者：苏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