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19日电(陈正炜)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由于“总统”当选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台湾社会陷入政治的混乱之中，此时民进党大佬“立委”沈富雄，挺身而出，提出“爱台湾”的四项认知，呼吁党内停止在选举时操弄族群议题，以此消弭选后族群对立的仇恨。从这“四项认知”中可以看出民进党过度操弄族群议题，已使台湾社会的族群矛盾日益尖锐，有愈发不可收拾之势。
不可否认沈富雄提出“爱台湾”四项认知是用心良苦，希望和解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但是事与愿违，他的“四项认知”却饱受党内人士的挞伐，据报道，自沈富雄发表停止挑拨族群意识的谈话后，办公室每天接泛绿或民进党支持者的抗议电话不停，他的助理也因此要求集体休假，来回避每天不停的电话骚扰。
有“台独之父”之称的李登辉批评沈富雄的讲话“不切实际，强调年底的立委选举主轴应该仍是‘认同台湾’”。而另一位“台独”大老林浊水则批评沈富雄与民进党越来越远。当然沈富雄“爱台湾”四项认知也得到一些泛蓝群众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与认同，有的写文章，有的打电话为沈富雄加油，但是已经被扭曲的台湾社会，这种支持与鼓励显得单薄和脆弱。
其实台湾社会的族群矛盾由来已久，从清朝统治时期就已经产生，主要矛盾是对即得利益的争夺，看过连横先生所著的《台湾通史》就可以了解到。历史上台湾大规模的汉人移民集中在明末清初，大部分为福建漳州府、泉州府的闽南人和广东的客家人，他们在开发台湾时经常因为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泉州人与漳州人(府与府)，闽南人与客家人(闽与粤)的械斗。据史料记载自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同治末年(1874年)的150年间在台湾发生的大规模械斗共30起，平均每5年就有一起，小规模械斗更是无时不有，无从估计，这在大陆也是少有的。到了1895年日本侵略者占领台湾后，这种封建的械斗也很快就消失无踪，转入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和反抗。
台湾社会族群矛盾的重新挑起是在李登辉掌权以后，这位“台独之父”为达到“台独”的目的，有意歪曲“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原因，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外省人镇压本省人的事件，挑起台湾民众心中的怨恨，以此撕裂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睦相处，制造对立情绪。
民进党成立以后，在历次的选举中高举族群议题的旗帜，唤起一些民众的支持，并连连得手，也尝试到把族群对立作为选战策略的主轴既廉价，效果又大。在台湾有这样一种现象，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和睦相处，没有多大的区别。一旦到了选举期间，族群问题就会被炒的沸沸扬扬，楚汉分明。
民进党在炒作族群议题时又巧妙地把它与台湾人的悲情意识结合起来，突出台湾的“民粹主义”，大力渲染“认同台湾”、“台湾第一”等，否则就是“卖台”、“中共同路人”等无限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压制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
从沈富雄的尴尬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在民进党的操弄下已经愈发不可收拾，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陈水扁应该也会看到台湾社会族群对立的严重性，这位善变的人物在“520就职演讲”中用很大的篇幅来讲族群问题，但是内容空洞，没有实质的诚意，只是权宜之计，到年底“立委”选举，族群议题还会再是选战的主轴，因为它太廉价、作用太大了，他怎么会轻意放弃它。
台湾社会族群对立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深的矛盾对立，如果没有人为的、有意的挑起它，不会有今天的对立局面。族群对立问题只能在社会的发展中寻找共识，逐步去化解，而不能只顾本政党和集团的利益刻意去挑拨、操弄。
台湾一位媒体工作者说的好：其实台湾没有什么族群问题，只有政治问题，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利用政治议题来操弄族群问题，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操弄台湾社会的族群问题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分裂台湾社会的人群，“去中国化”，建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
也正如沈富雄所说：李登辉是想达到全台湾75%的民众自认只是台湾人，没有中国人成份在内的最终目标后，才放弃在选举中操弄族群议题。我倒是要问问这些“台独人士”这有可能吗？你讲的话(不管是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你所用的文字、你的生活习俗、你所拜的神明，都是来自中国文化，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此下去，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还会停止吗？
背景资料：
民进党“立委”沈富雄4月16日提出“爱台湾”的四项认知：
一、90%的台湾人都毫无疑问地热爱台湾，所余的10%如果不爱台湾，就应该尊重这些人的声音，不应弄成不是同志便是敌人。
二、不能够以对大陆政策主张的异同，“中国情怀”的深浅，来台湾梯次的前后来区分爱台湾和不爱台湾，诸如反对“三通”就是爱台湾，否则就不爱台湾。
三、“爱台湾”无法以科学方法去量化它的深度与幅度。
四、如果以上三项都正确，“爱台湾”不可以成为选举的主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