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公布该市明年拟为民生操办的重要实事(征求意见稿)。不久前，按国务院要求，《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四部委13日通报结果：通过网络、传真、信件等方式共反馈各类意见48643条。

　　现在，重要公共政策正式出台前要“公开征求意见”，已经司空见惯。诸如新医改方案、物权法草案，以及更早些时候的劳动法修订……而山西、云南、浙江等一些省市，更是就此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从“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再到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政府重大决策，人民有权了解决策的过程，有权参与决策，有权监督政策的执行”，这些清晰的递进变化，标志着民主政治的进步。

　　但是,“公开征求意见”本身，面临着两大考验：

　　第一种考验指向行政决策者。

　　公众并不满足于有公开渠道提出意见，更关注的，是相关部门对社会意见的态度。哪些公众意见在最终决策时被吸收，哪些意见没有吸收，理由是什么，公众翘首盼知。

　　从决策制度的完善来看，“征求意见”只是第一步，也是相对容易做到的一步。难点在于：征求意见者在面对数万、数十万条的意见时，如何梳理，如何取舍。正确采纳意见才能体现出政治智慧和科学理政的能力。许多部门尚未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方案制定者或是决策一方，有意对声音进行甄别，有时也会使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决策程序，最终产生不那么科学的结果。

　　第二个考验则指向公众。

　　在医改方案公开征求的2.6万多条意见中，有个明显特点：来自行业、企业的意见，因为联合起来而声势浩大，自成体系。而数量庞大的公众意见，则呈现出琐碎与零散的状态。从意见的“含金量”角度看，其间差距可想而知。

　　物权法制定之难、医改方案出台之难、燃油税改革之难，归根到底，就难在必须兼顾不同利益的群体、部门。这些公共政策制订、实施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各方利益平衡的过程。譬如，33家医药行业协会联合对医改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将意见有力地反映给医改领导小组与公众。然而，与医改关系最密切的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农民工、老人等，却鲜有声音。

　　这是必须正视和尽快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平等协调、理性对话，急需建立在法制化的博弈机制上。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成为一种行政决策的必备程序时，当务之急，是各种群体如何能拥有自己的代言机制？(吴 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