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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下午，水利部部长陈雷第3次来到唐家山堰塞湖现场指导应急排险工作。他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再降低一些高程，抓紧落实群众安全转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证6月1日下午6时前完成技术和施工人员撤离工作并加强监测和预警预报工作。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5月28日晚22时，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成都就加快推进四川尤其是成都铁路建设举行会谈�；崽负�，铁道部与成都市签订灾后重建第一个重大项目——成都至都江堰快速客运铁路，该项目将于年内开工建设。该项目是四川省及成都市灾后重建实施的第一个重大工程项目，对鼓舞灾区群众斗志、推动灾后重建工作、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发 曹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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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一日电 题：大地震一月祭之四：中国行政改革为“救灾效率”提供动力
中新社记者 俞岚
迅速、高效、透明、人性化。过去一个月，中国官方在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诸多打破常规，特事特办的做法令人印象深刻。
为普通民众举办国殇；救灾款物由五部委全程监管；暂缓上调地震重灾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启动灾后重建用地审批快速通道；开出“抢”字头救灾列车；中央国家机关减少公用经费用于救灾；放宽地震孤儿收养条件……
官方在应对巨灾时的强大号召力以及行政运作的空前高效和灵活，赢得了广泛赞誉。最高领导人身先士卒，坚持“生命高于一切”，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有舆论认为，众多的“前所未有”彰显了现代中国的萌生。
灾难是制度的试金石。权威机构的一份调查显示，近九成五的民众对政府此次的表现表示满意。五年来政府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肯定。二00三年SARS过后，官方开始构建应急管理机制，对官员的“问责制”全面建立。
但此次的“救灾效率”能否成为政府日常运行的常态，仍有待观察。毕竟仅仅凭借一次非常事件的非常应对，想要完全去除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痼疾，并不现实。
地震发生后，外电评论称，中国把“半个国务院搬到了灾区”。一方面表明了当局以民为本，心系百姓；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现行“九龙治灾”模式下，综合抗灾救灾体制的缺失和专门应对机构的缺位。
专家认为，制定救灾基本法，实行依法救灾，已成当务之急。但《救灾法》酝酿超过十年，数易其稿，迄今仍未出台，与行政体制改革尚未到位，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利益格局尚未厘清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五次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由“瘦身”向“健美”转变。然而行政管理体制弊端仍在，有专家将其归纳为“四化”，即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
今年“两会”期间，以破除部门利益分割，明确分工和权限，理顺职责，健全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为目标的大部制改革开启大幕，民众对其寄以厚望。
但大部制改革将直接触动现时的部门利益，实施难度可想而知。从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迄今仍未完成“三定”，实现挂牌中可见一斑。
这种难度在是次救灾中也有体现。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下设九个工作组，牵涉部门众多，协调难度大。
群众生活组某部委的一名官员坦承，在帐篷等物资调运以及接受国际援助等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单位之间有时意见并不统一；生产恢复组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表示，协调方面费时颇多；救灾初期，有关方面调集的物资频频遭遇运输和接收难题。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遇到的阻力正渐趋加大，改革动力需进一步增强。而一个指挥顺畅、整合得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协调统一的政府，无疑将是推动改革的最大动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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