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此次的抗震救灾，“当惊世界殊”。世界可以惊奇，但不会感到意外。中国由经济增长所体现出的硬实力，早就为世界瞩目。真正让世界所惊叹并感到意外的是与硬实力一同成长的软实力，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充分展现和质的提升。即便是再苛刻，再挑剔，再别有用心的个别西方媒体，也不得不表示赞誉和敬佩。

　　中国在汶川大地震中所展现出的软实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以人为本。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设立国家哀悼日，共和国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公民而降——这些决策，不仅告慰逝者，更使生者坚强，抚慰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得到全体国民的最大认同；二是民间层面文化道德力量。对生命的敬畏，对爱的理解，对自由与责任的顿悟，仿佛成为使命和召唤，激励民众含悲奋起，共担国难。此时，个体行为不可遏止地被集体表达，强化并升华为普遍价值。

　　震灾中的无数瞬间，将成为国民永远的记忆——抗争100多个小时后存活的生命奇迹，废墟下读书唱歌的孩子们，用身体为孩子搭建爱的摇篮的年轻母亲，用生命换取孩子安全的学校老师，还有“敬礼娃娃”、“可乐少年”……受灾民众在灾难来临时迸发出的人性光辉，表现出的坚强勇敢博爱以及感恩情怀，释放出巨大精神能量。它令世界动容，同时，也激发出更多的爱，更多的人性，更多的坚强与勇敢，更多的文化价值生成。

　　爱与坚强感动国人，人们踊跃捐款捐物，全国各地的善款已达400多亿元。人们在表达爱心的同时，也在思考救济的途径，摸索如何完善救济体系，甚至亲身参与监督救灾物资的发放。这个时期，以往曾让人放心不下的年轻一代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他们主张权利，更恪守义务，当权利与义务形成契约植根于其精神气质时，这一代人以行动证明，他们可以被信赖，可以被寄托。

　　很多人从中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成长。而现代公民社会，不仅仅只是主张公民权利，更要在公民义务、公民责任以及公民权力上有所体现。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构建并生成公民权力。过去，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公民权利，在“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下，公民享有免于被奴役、被剥夺，免于饥饿、贫穷，免于目不识丁等各种权利。这种人人平等的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不可被消灭。同时，它又是一种保障性质的权利。而公民权力，则展现出主动履行义务的一面，它通过让度部分私权，而与社会形成具有共识的契约，从而行使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比如，民众通过参与救援救济，维护秩序，监督善款发放，以及在媒体或网络上表达意见等，已然形成权力。这种权力要么被政府所吸收，要么弥补公权力的不足部分。

　　公民权力需要一个有效载体来表达和释放，传媒便是其有效的承载者。媒体此次积极而不失自律的表现，同样体现出文化的力量。对灾难及救灾工作的客观报道，对政府信息的及时披露，对民众愿望的真实表达，甚至包括对有些工作的检讨和反思，媒体恰如其分地运用了公民权力。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集和碰撞时期，这些软实力也许是偶发，也许不可预设，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如果我们不能用心总结并珍惜、呵护和发扬，那么，这种在非常时刻井喷式迸发出的非常力量，就有可能消解在惯性的“常态”中。

　　有必要提醒的是，这种软实力有可能被两方面所误读：一是个别西方媒体看待中国时，惯于割裂国家、政府和民众，而忽略由制度优势所导引的文化取向；二是公共管理层不能冷静对待西方媒体的赞誉，以为软实力来自于父权式的“管理”成果，而忽视了文化生成的内在逻辑。这两种误读，都有可能伤害中国软实力的成长。我们管不了西方媒体，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设屏障，自毁长城——让信息更加公开，让文化情感自然流露，让民意表达更加顺畅，让媒体更开放，让我们的软实力更具魅力——成长中的文化力量，向世界说明中国！(李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