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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根的感觉，对一个香港的读书人来说，总有一种失落感。这种怀旧的文化，对一个人的人文修养来讲，如果没有，对自身成长是有影响的

　　本刊记者/苏琦 孙展

　　家学渊源得正宗国学心传，受教台湾成功大学外语系后，又负笈英伦取西学真经，其后返港在报界浸淫多年，兼有报人、文人、学人的身份，一路走来，董桥已然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标杆性人物——香港文化中的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兼备的特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在访谈中，董桥以一个文化守望者的姿态，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两岸三地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流变进行了精辟的解画，既有对传统中国文化味道式微的些许失落与无奈，也有对多元文化成长可能性的乐观期许；既对港人国语水平的提高满心欢喜，又对其英文水平的下降感到忧心；在豁达看待香港文化尴尬转型的同时，又对大陆的“大文化”形态和读经读史热提出清醒的认知。

　　在一个烟花繁华之地守望文化是寂寞的，但董桥自言：贡献就在于点点滴滴把这么多年来用心追求的知识，传授出来。有没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尽了你自己的一个本分。”

　　没有了根，总有一种失落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香港回归以来文化方面的变化？

　　董桥：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回归以后香港人基本上都会讲国语了。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学讲国语、听国语。这点我很开心，我的孙子现在很小都会讲国语了。

　　我还在推(动)一个事情，就是国语课应该用国语教，国语读，这样以后他写东西会很方便。香港中文这么多年受到一个很大限制就是文字不行、语言不行。现在这一关克服过去就很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英语呢？在回归前后你担心港人的中文水平，近来好像更担心他们的英文水平？

　　董桥：英语嘛，过去可能很好，回归之前已经不太行了，一蟹不如一蟹。有的学生还是很好，但一般的水平不如殖民地早期我们的前辈，甚至没有我们这一辈的英文好。

　　香港呢，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是一个世界之窗。如果香港人不能好好地保持这种优势，就比较麻烦。怎么保持呢，你必须语言要强，英文要好，懂得越多国的语言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不少人对香港文化能否保持香港性有所担心？

　　董桥：香港性，要两个方面看。香港性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中文不够好。好的一面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必须懂得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言。

　　这一点很重要。我最希望内地的人能多懂一两国语言，因为这对他个人的生活情趣会增加一些。你看的东西不会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会知道别国家的一些东西，这对一个民族的品味、趣味、情趣，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和谐都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在80年代你写的《这一代人的事》，曾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感觉你当时有一种很浓重的家国情怀。现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日益热络，是不是就是“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呢？

　　董桥:我讲文化中国的时候，内地“文革”过去了，感觉到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我跟余英时先生经常通信，我们那时就讨论中国情怀，我在《明报月刊》的时候就弄了期“中国情怀”“文化中国”，余先生给我写了比较软性的，比较感性的文章。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情怀或者文化中国，是希望大家再回味一下老中国的东西。所谓老中国包括那么多年的历史，也不用太长，清末民初就很够了，那种味道就在那里。这种东西太多了也不行，太多了人就迂腐了，你完全没有呢，就等于一个人完全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办公室或住家里面，感觉都是电脑，很冷感的时代，没有后花园。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根。

　　董桥：没有根的感觉。那时我们说文化中国或中国情怀，主要是看到大陆文化断了一层，看到台湾在走自己的本土化。这种情形对一个香港的读书人来说，总是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好像现在两边都不到岸。

　　台湾那时还有一种老民国的味道在那里。就它那儿最浓。现在你问我关于香港文化，我还是提倡文化的一种反省，一种回顾，不光是中国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在内。所以这些外国书(指着桌上古版英文书籍)，我有能力的话都要去搜。这种怀旧的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对一个人的人文修养来讲，如果没有的话，是有影响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两岸三地的文化发展，是更融合了，还是更分立了？

　　董桥：越来越散，越来越杂，这是好事情，多元。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从曾经共同拥有一个文化母体的意义上来讲，还是挺让人伤感的。

　　董桥：不要伤感，应该开心才对。要这样散掉才好，才会冒出一些人物出来，不然总在一个天地里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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