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决定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那条蜿蜒崎岖的长征路上，破险阻重重，越关山无数，重新撑起一个古老民族不屈的脊梁。这场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长征，堪称是一个惊人的奇迹，一部壮美的史诗。

　　每当追寻起这段历史，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家庭的原因，我从小就生活在创造奇迹、书写史诗的革命前辈们身边，经常聆听着他们生动的诉说，感受着那份绵绵不息的长征情怀。

　　从我8岁开始，我的母亲邵华就带着我一一拜访叶剑英、徐向前、杨成武、王震等众多曾经亲历长征的革命前辈。每当回忆起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老前辈们都无一例外地爱给我说长征故事，以及爷爷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那一幕幕生动的长征画卷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我徐徐展开，成为我儿时最珍贵的记忆。

　　70年弹指一挥间。当这些亲历长征的革命前辈随着时光的流逝渐行渐远之时，我总认为这些伟大的背影不应该淡出现代人的视野，那份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更应该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于是，我开始背起行囊，拿起纸笔，用心灵去重新追寻那些伟大的背影。

　　这些年，我和母亲邵华曾经先后三次重走长征路，五访延安城，多次实地考察赤水、大渡河等长征旧址。一路行来，一路感动。1996年，我和母亲一同来到宁夏单家集。当地一名回民村长握着我的手，激动地告诉我，1935年爷爷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曾经路过此地，因为红军纪律严明，所以赢得当地回民拥戴。村长对我说，当时他的父亲把我的爷爷迎回家里住。晚上，我爷爷在院子里给乡亲们畅谈红军长征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入浅出、明白生动，深深打动了大家的心。而爷爷在此用过的一些物品，也被乡亲们保存下来，成为宝贵的历史见证。后来，在爷爷诞辰100周年前夕，村长特意打电话告诉我，为了纪念红军、纪念爷爷，乡亲们自发集资修建了一个两米高的大石碑，上面书写着三个大字：“救人民”。

　　谈及这件事，妈妈邵华感慨万分，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爷爷生前就经常把“不忘记人民”这句话写在纸上，来教育她和父亲毛岸青永远不能脱离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人民。

　　1996年，我和母亲，以及一些老将军来到红军长征会师地——甘肃会宁。当时，得知毛主席的亲人以及一些老红军要来，会宁县城老百姓沸腾了，夹道欢迎。看着如潮的人群，握着他们热情的双手，我深深地感受到当年那种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朴素情感，这也许同样是长征留给后人的一种财富、一种思考吧！

　　重走长征路归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永远铭记这段情感的冲击，并期盼与更多的人分享；我想记录下长征的壮美，更想追索漫漫征途背后一个民族顽强的精神曲线。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步入学术的殿堂，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中央党校和军事科学院，开始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以及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年来，结合自己3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以及与众多革命前辈的珍贵访谈，先后撰写了《爷爷毛泽东》、《亲情的纽带》、《爷爷激励我成长》、《我说长征六个“八”》等著作，向读者系统介绍了红军长征途中各次战役战斗、重要会议、各纪念地、毛泽东诗词创作、长征中的谜团等内容。而我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毛泽东战略进攻思想研究》，也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在从事长征研究时，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也给了我莫大的关怀与支持。我的儿子毛东东现在已经两岁半了，巧合的是，他出生的月份和日子与我的爷爷毛泽东完全相同，而且小家伙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七律·长征》。看来，他也将注定会与长征有一份不解的情缘。

　　除了埋首于学术研究，这些年来我还借助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介，就如何弘扬长征精神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最难忘的是，与大学生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探讨。仅近两年，我就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作关于长征的报告。每一次，面对众多的莘莘学子，我总是对他们说起同样一段话：长征对于年轻人而言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思想宝库，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无论面对的挑战如何艰难，只要重温这段历史，真正了解长征精神，懂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以此坚定理想信念，那么我们终将无惧任何艰难困苦。尽管交流中偶尔也有各执己见、观念不尽完全相同的情况，但我真切感受到他们对长征的挚爱与敬重。因此，我经常告诉自己：在追寻长征精神的征途，有众多的年轻人与我同行！虽然生活经历、兴趣关注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那些远去的伟大背影，我们却拥有同样的敬仰与怀念，因为长征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图腾。

　　(文载《解放军报》；作者：宋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