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今日美国》发表社论指出，在最近一项全球大学学术排名中，前10名里有8名是美国的大学。对此排名，也许美国的高等教育界应该高兴和自豪，可是，最近美国教育部长史贝林主持的一个委员会却对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出了严厉批评，该批评来自这个委员会近期对美国高等教育所做的一项研究报告。

　　美国教育部以及媒体没有沉醉于美国那些名牌大学的学术排名，因为名牌大学只能代表国家高等教育的一小部分，从学生数量来看，名牌大学的学生只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很小比例。此外，尽管美国名牌大学也给相对贫困的学生创造就学的条件，但名牌大学里的学生大多仍然是来自比较富裕的精英家庭。因此，重视普通高校不仅是考虑到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也是对不同家庭背景下学生的平等关怀。

　　《今日美国》该篇社论支持美国教育部研究报告的观点，即美国的前10名的哈佛、麻省理工、加州工学院、耶鲁等名牌大学,并不能代表美国高等教育的全貌，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上述教育部委员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一，为全球化经济培养科技和工程人才，在1970年，美国培养出占全球一半的科学和工程的博士学位，如果目前美国高等教育的状况不改变的话，到2010年时，美国只能培养出15%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二，向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全面、更详尽的数据，以便学生更好地选择大学。今年，史贝林部长对美国大学信息的缺乏有亲身的经历，她在帮助自己的孩子选择大学时，发现很难找到有关公立与私立大学之间教学质量对比的信息；三，美国的大学应该在学费不断上涨方面有所控制，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学费的上涨远远高于通货膨胀的因素。

　　也许是巧合，最近正在中国媒体上热烈讨论的是，香港的大学是否要取替北大、清华成为中国一流名校，以及北大、清华是否已经变成了二流学校等。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问题主要不在北大、清华从一流变二流，高等教育的希望也不在香港的大学如何领导内地名校的新潮流，而中国人能上北大、清华的还是凤毛麟角，能去香港上大学的也是少得可怜，这些过于集中在几所名校的讨论仍然没有走出只关心精英教育的偏颇。与美国教育部门所关心的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更在中国的普通高校，比如，那些教育产业化运动中诞生的仅为收学费、发文凭的“大学”，以及国人对教育投资难以收回的问题。

　　即便是在美国那样教育事业极其发达的国家，高等教育也并非是国民素质所需的基本教育，高等教育是家庭和国家一笔巨大的投资，因此，对投资回报的期望并非是那一纸文凭，投资回报既与国家整体经济有关，也表现在个人毕业后在工作或创业上的回报。相比之下，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高等教育上应该更需要讲投资回报，可为什么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的形势下，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仍然在逐年增长？

　　据统计，2006年将有413万大学生毕业，比2005年增加了18万。这似乎难以用市场的机理即需要与供给来解释，因为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花了10万美元读了大学后，却找不到工作或只能做不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那许多学生会先工作一段时间，待就业市场的情况有所改变后，再投资高等教育。

　　当然，中国的情况远比美国复杂，但在我看来，市场机理不能应用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中国家长和学生并非主要考虑大学投资的回报率高低，更主要考虑的是通过大学教育，改变地位和人生的道路，中国教育产业化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让中国的大学在高等教育上实现了极高的投资回报，但同时也让千千万万的家庭不能得到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这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北大、清华是否还为一流学校更重要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 袁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