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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革时代的极端方式拿进今天的课堂，在中国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德全学校，位于河南郑州市南部的一个名叫张魏砦的“城中村”。这个总面积不到2000平方米，教师20来个，学生不足500人的打工子弟学校，最近因为其“红色教育”方式，在媒体和网上出了大名。
被曝光的红色学校
2006年6月初，河南本地媒体《大河报》和《东方今报》的记者，对河南境内的各家武术学校现状进行一次调查，当来到德全学校时，校门内手执红缨枪站岗的6个小学生，令《大河报》记者辛渐极为惊奇。
一位老师告诉辛渐，他们是在这里“站岗”的。果然，一些没有佩带红领巾，或被认为衣冠不整的学生，被站岗的学生挡在了门外。
更让辛渐惊奇的是，一个老师掏出一本新华字典大小的小红书说，学校的老师正在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而学生们也要对这三篇文章进行学习。此外，他们对学校里有些表现不好的孩子，还组织学生开过“批判会”。
校园广播里播放着嘹亮的《北京有个金太阳》《儿童团之歌》，墙上张贴着“做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标语，每间教室，都张贴着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画像�！罢馊萌肆氲轿母铩！毙两ニ怠�
6月22日，记者来到了德全学校。由于已经放暑假，学校里冷冷清清，只有几个老师在门卫室里，等待着来报名参加暑期武术培训班的学生。在德全学校的“红色教育”被报道之后，郑州市二七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学校是以武术培训队的名义注册的，他们还在审核该校的办学资格问题。
校长释德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没有正式教师的资格，也不教课，但是我在教育方式上进行的探索，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在少林寺学过武、爱看名人传记的校长
释德全不是一个很好的倾谈者，除去浓重的河南本地口音，不时从口中冒出的“毛语录”和充满政治色彩的“大词”，也有词不达意之嫌。
在创办“德全学校”并担任校长之前，这个41岁的河南人当过兵，在少林寺学过武，喜欢看《中外名人传记300篇》。最让他自豪的履历，是他当兵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党校从事人事工作期间，取得了中央党校的函授文凭。
1998年释德全组建了一支武术培训队，从2002年左右开始，它逐渐转型为以教文化课为主的打工子弟学校，而学校的校风一直是释德全头疼的问题。他说，这些孩子的父母忙于挣钱，加之本身文化水平不高，根本就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教育好孩子，让孩子接触到了周围社会中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很多孩子进学校的时候，满口庸俗的爱情歌曲，却连雷锋是谁都不知道，还有孩子迷恋网络游戏，偷家里的钱去上网。对他触动最大的，是一个四年级的男生，在情人节那天，买了一支玫瑰花送给一位同班的女生——当时，他愤怒地将花掼在了地上。
释德全的父亲，是一名解放后“翻了身”的铁路工人。释承认，因为家庭教育的原因，他的道德义愤似乎比常人更强烈。从那时起，他决心要整顿学校风气。
从2004年开始，校长办公室里悬挂的“达摩老祖”，以及少林武僧的练功图片被取了下来，换上了毛泽东等的“伟人像”，教师们在每一间教室都张贴了伟人和革命前辈的图片。学校广播台的播出曲目，也换上了释德全亲自选取的一些他认为积极奋发，催人向上的歌曲。他还打印了他在部队曾学过的“老三篇”，组织老师们定期学习，然后教给学生，而那本给《大河报》记者出示过的“红宝书”，是他父亲的藏书。
释德全承认，刚开始推行这一套时，年轻的教师们并不认同，觉得“过时了”，但他说，后来他们就“理解了”。
有一次，一个学生偷了家里的钱，释德全决定为这件事开一次“批判会”，目的“是让犯了较大错误的孩子在大家面前承认错误，让其他学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不值得模仿。”开始时，批判不起来，因为其他学生觉得他是把钱拿出来给大家用的，是讲义气。但是在老师的带领和鼓励下，学生们逐渐开始发言批评起来。
“要把孩子教育好，要让他们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必须触及灵魂。”释德全说。
但释德全对《大河报》报道中的“红色教育”四个字耿耿于怀，他不愿意别人用“红色”来概括他的教育方式，他告诉记者，其实他的教育有三个指导思想，分别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以及“八荣八耻”。他抱怨说，由于学校至今只具备一个武术培训队的资格，当“八荣八耻”提出的时候，教育局并没有下发文件让他们学习，他是偶然在医院看见“八荣八耻”内容，抄在小本上带回来学习的。
支持者与反对者
德全学校的六年级毕业生吴晓强告诉记者，他觉得德全学校的教育方式挺好的，至少德全的学风胜过本地另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但他的父亲却表示疑惑，他说：“学过毛选的人思想就好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人都学了，但是那时候人思想也不好。”
同样的疑惑和争论，也发生在其他的家长和孩子之间。
在《大河报》的报道之后，这种争论的参与者迅速增多。52岁的“关爱人生”咨询热线主持人童桂兰，就是德全小学“红色教育”的热烈支持者之一。她在看到报道后，专门抽时间到德全小学去看了一次，她告诉记者，有不少老干部来学校看了以后，也成为了这所学校的支持者。
童桂兰说：“现在的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而忽视了思想路线的教育，使得学生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国家，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这在将来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局面。”她认为，小她十多岁的释德全不是与她同时代的人，却掌握了那个时代的教育方式，这令她觉得“很了不起”。而她更打算把这种教育方式运用在她策划创办的救助网瘾少年和城市孤儿的爱心救助站中，“通过忆苦思甜的方式，让孩子知道旧社会的孩子的生活，你现在去网吧，怎么对得起革命先烈，这样就能触动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痛改前非”。
《大河报》评论员岳建国则认为，“红色教育”只是社会对文革缺乏足够反思的后果之一。他说，如果认为“老三篇”里也蕴涵了从别处学习不来的巨大智慧，其实还是个人崇拜的表现之一。而德全小学的“批判会”更是应该引起社会足够的警惕，尽管没有暴力，程度上也轻得多，但它与文革中群众斗群众的批斗会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共同隐含的逻辑是“人人都有权力和义务来斗争犯了错误的人”。岳建国认为，作为对现代人的教育，应该教给孩子公民意识，教育他们认识和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批判会”对孩子的教育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红色教育”和叫好声的出现有其复杂的思想土壤。在三十多年前，国企工人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他们自然很容易怀念那个时代；而当时尽管也存在着巨大的分配不公，但由于当时的普遍物质匮乏和信息不透明，普通人没有什么义愤，而今天的不公平现象似乎更让底层难以忍受。
不过，身为“红色教育”的接受者之一，6年级毕业生吴晓强并没有想这许多。他说，站岗是他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因为“站岗神气”。他告诉记者，那种手腕上用细线编织着“LOVE”字样的小手链在毕业前是不敢戴的，不过接下来要去的学校就没有这些规矩了。
在午后的烈日下，吴晓强穿行在挤满美容店、影碟店和小吃摊的狭窄街道中间寻找他的伙伴。几天之前，他的小学生活已经结束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褚)
